【人文中国专栏之一】我的“押岁钱”哪去了？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中国地大物博，南北差异明显，东西习俗各异。俗话说得好，“十里不同天，百里不同俗”。作为改革开放的重镇，广东汇聚了东西南北中的国人，原本他们讲着不同的方言，穿着不同的服装，吃着不一样的食物，同一个梦想让他们共同生活在广东，粤语成了他们的通用语，功夫茶成了最合适的饮品。但是，西装革履之下，人还是那个人，心还是那颗心，对于故乡的眷恋时时萦绕在胸中，从小就习惯了的生活方式，总是悄悄地从记忆中伸出触角，然后爬满思乡的心房。“人文中国”，讲述的是那些快要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传统习俗，以及关于成长的故事。
要过年了，在等着穿新衣穿新鞋的同时，我们兄弟四个都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多拿一点“押岁钱”。
在大巴山下的农村，农民们的日子大都过得苦焦焦的。父亲想方设法做点小买卖，让家里有点儿零花钱，否则买盐买煤油的钱都没有。那几年里，在父亲和姐姐的带领下，哥哥们在露天电影场里卖过瓜子（两分钱一勺子），在公路边卖过甘蔗（五分钱一截）。后来二哥和三哥还骑着组装的二八自行车卖过几年冰糕，他们凌晨两点出发，骑了二三十里路，去冰糕厂进货，然后又到沿途的各个乡场叫卖，一天至少要骑上百里路。我记得，才四五岁，我也跟着哥哥守过卖凉水的小摊子。
可是，所有的钱都必须交给父亲，我们手上仍然是一分钱都没有。过年的“押岁钱”，就是我唯一能拿到钱的机会。你想想，我是有多盼望过年的到来呀？
到了腊月，日子就快了。
腊月二十三，灶王菩萨上天。灶王菩萨上天，给玉皇大帝汇报的都是好事，所以来年我们才有好日子过。我们都喜欢灶王菩萨，灶王菩萨上天这一天，就是好事快要来临的节点。
从这一天起，我开始倒数。
日子就在我掰着指头的计数中，终于走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。
这天晚上，堂屋里的灯要一直亮着，而我们也要围着炉子烤火，到深夜十二点才去睡觉。
刚一睡觉，鞭炮就炸响了。是父亲在堂屋点燃了庆贺新年的鞭炮。接下来，周围的院子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远远近近的，一直响到天亮。
天亮后，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给父母拜年。我们在姐姐的带领下，挨个挨个给父母作揖，然后父亲就挨个挨个给“押岁钱”。其他人都是态度庄重的，虽然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；三哥则是嬉皮笑脸的，手里举着押岁钱，恨不得让全天台的人都知道。
去祖坟烧香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我们放风的时候了。
大年初一，我们会向附近院子所有见到的长辈拜年，然后长辈们就会乐呵呵地“打发”我们“押岁钱”，并且嘱咐我们快点长大。我才不想那么快长大呢，长大后就没有“押岁钱”拿了。
小姨父钱多，为人又豪爽，他给的“押岁钱”也是最多的。小姨父住得也近，我们两家就三条田埂的距离。可是，我恰恰不好意思去给他拜年。最后还是去了，母亲领着我去的。我扭扭捏捏地给小姨父作揖拜年，小姨父把早就准备好的“押岁钱”塞到我的口袋里了。
一块钱！
小姨父给的“押岁钱”是一块钱，别的长辈给的“押岁钱”一般都是一角钱，父亲给我们的“押岁钱”也只有两角钱。
我表面平静，内心狂喜着回到家里。听说小姨父给了我一块钱“押岁钱”，几个没一起去小姨父家拜年的哥哥眼睛都绿了。
可是，我的高兴没持续多久。
回到家里，母亲就让我把收到的“押岁钱”拿给她保管，理由则是小孩子容易把钱搞丢，“丢了可惜，”她这样说。
我不想交出来。可是，父亲在一旁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。父亲当过兵，性子暴躁，平常我们没少挨他的打。大过年的，父亲虽然不会打我，但他要是吼起来，会把我吓哭的。我只好把全部“押岁钱”都交给母亲。就这样，大年初一，我又成了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光蛋。
接下来几天就是走亲戚。我是没兴致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就算走亲戚收到了“押岁钱”，也是同样要上交的。
我们家是外来户，在本地没有几家亲戚，还没到大年初十，所有的亲戚都走完了。这时又快开学了，于是我早早地把心思放到了读书上面。
我们姐弟五个都是在同一所小学读书。只不过等我开始读小学的时候，姐姐都要谈婚论嫁了，大哥也早已辍学，剩下二哥在小学的“帽子班”读初中，我和三哥读小学。二哥后来转学到了另外一所学校，他急着奔向属于成年人的世界，根本不屑于跟我和三哥这样的小学生混在一起。
中午，我们回家是没有饭吃的，父母都忙着干农活。那时刚刚“包产到户”，农民们渴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出幸福的未来，所以对当下的日子看得不是那么重要。我和三哥就只能到学校的大灶上“蒸饭”，中午就在操场边蹲着，吃那搪瓷缸里没有任何蔬菜和肉菜的红薯米饭。
那时，学校院墙外已经有人卖零食和咸菜了。吃着寡淡的红薯米饭，我跟三哥说，要是有钱买点咸菜吃也好。三哥说，哪有钱？蒸一顿饭，我们两个要五分钱，这五分钱也是好不容易找母亲要来的。
我曾很认真地找母亲讨要过自己的“押岁钱”。
母亲说，给你放好的，过年了再给你。
可是，直到大年三十，母亲也没有把那一年的“押岁钱”还给我。
那么，我的“押岁钱”到底去哪儿了呢？
